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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在中国居住了5年的印度女记者,在北京胡同里观察形色中国,她作为印度人,边在中国工作,边对比着中印两国的差别,无论是制度的差别还是不同阶层生活的差别,边思考着做印度人好还是中国人好……

帕拉维·艾亚尔是《印度教徒报》常驻北京的印度女记者。她是《烟与镜:亲历中国》一书的作者,该书在印度颇为畅销,她也因此获得印度普莱姆·巴提亚最佳新闻成就奖。艾亚尔在接受这个奖项时说:“这是印度新闻界对中国重要性的肯定。”

以下为部分文章:

一​​

回到北新桥头条胡同,那群麻将搭子仍在小卖部门口,闷热的夏夜里他们会一直玩到夜永时分。其中少不了方老太的儿子,他把汗衫卷起,露出圆鼓鼓的肚子。我每天晚上回家的时候,无论时间多晚,都能看到这群人都在外面打麻将。在我经过的时候,他们会停下片刻,然后总有人会轻轻地扬起下巴打声招呼。​​

他会说“回来了”,我的街坊们用这种一成不变的问候来表明他们知道我回家了。胡同里的问候语带有一种令人安心的可预见性。它们表明邻里平安无事,一切正常。​​

夏天过后,就是北京短促的秋天,要不了多久,空气中就会有烧煤发出的那种不祥气息——那是冬季胡同里的标志性味道。寒冷季节即将到来的其他迹象也初现端倪:一大早,上公厕的人穿的是长袖绒衣,而不再是棉质睡衣。​​

我想起刚搬到这儿时,胡同里的居民对睡衣的喜爱让我不时皱起眉头。对于睡衣来说,胡同是真正的解放者。不用再局限于卧室,全天都有居民穿着它们上街,而且没人觉得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经过最初的困惑,考虑到每次要去附近的小商店买个火柴或者什么零碎时穿着睡衣出门可以省去很多麻烦,我开始变得非常欣赏这种对睡衣的友好态度。有时候,我会带上“焦糖”或者“豆腐” 一起出去。街坊们都非常喜欢猫,我带它们出门的时候,总会有一群人围过来逗它们玩。​​

一个秋日的早晨,在我从小卖部回家的路上,一群胡同游的外国游客正好骑车经过。他们左顾右盼,充满好奇,脸上挂着亲切地微笑,直到看到了我。其中许多人在那一刻看来都大吃一惊,有一位还差一点从车上摔下来。​​

刚搬到这里时,我也曾在一些中国人当中引起了同样的反应,住在这儿的人吃惊地发现有一个外人就在他们中间。但我还从来没有在外国人当中引发这种反应。​​

随后,我以他们的视角打量着自己:穿着一套睡衣睡裤,嘴角叼着烟,左胳膊下夹着猫,走路的时候拖鞋在脚下噼啪作响。胡同已经把我同化了。​​

2006年很快过去了,我们迎接着在中国的又一年,那将是我呆在这儿的第五年;房东吴先生打来电话安排吃晚饭的事情。我们有一段时间没一起出去了,四合院的下水道在最近一段日子里也没出过什么毛病。​​

我立刻答应下来,但我这么做还有着隐秘的目的。之前每次我、胡里奥和房东出去吃饭,毫无例外都是吴先生埋单。这与其说证明了他的好客,不如说表明了我们在中国人吃饭时流行的“抢着埋单”比赛中技不如人。​​

这是一场令败方大丢其脸的决斗,与吴先生和吴太太相比,我们的败绩令我和胡里奥的脸没地儿搁。现在,补救的机会终于来了。​​

因此,几天之后,我们和吴先生一家三口坐在一家正宗的川菜馆子里;对着点的菜,我眉头紧锁。“那是什么?是肺吗?”我问道,如鲠在喉。“哦,今晚专门给你们点的。”吴太太露出食尸鬼般的笑容,一边用锃亮的长勺子在热气腾腾的大菜盆中搅拌着。“不光有肺,还有腰子和肝,跟高汤和血炖在一起,加上花椒。”​​

有那么一刻,她露出了关切的表情。“你能吃花椒,对吧?”她热心地问道。我愁得说不出话来,只能摇了摇头。说实话,我并非不能吃辣。“那就没问题了。”她松了一口气,接着舀起一大勺灰色的抖动着的肉,扣在我勉强伸出的碗里。​​

晚饭继续进行。杂碎之后是未经脱骨的牛蛙,所以蛙肉得啃下来,然后吐出小块的软骨。吴先生告诉我们说:“很多人不知道,蛙肉其实是最鲜的。”一副很在行的样子。​​

让房东挑餐馆、点菜是我们的策略之一。我们让他以为那天晚上是自己做东,等我们吃饱后,胡里奥会推托说去洗手间,其实是溜到收银台把账给结了。待吴先生要结账的时候,我们会得意洋洋地表示钱已经付了,而且在他因为未能结账而垮下脸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能露出得意的表情。​​

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吃到一半的时候,一小块牛蛙进到吴先生的气管,他发出吓人的咳嗽声,紧紧抓住喉咙,这种两栖动物的一片软骨令他喘不过气来。我克制住这是房东让我吃那些东西而遭受报应的想法,不停地拍打着他的背。但没什么效果。吴先生突然起身冲出包间。我们要跟上去,但吴太太拦下我们,坚持说不用担心。“老吴身体好得很,”她说。“他会没事的。”​​

几分钟之后,吴先生回来了,脸还有点红,但显然已经没事了。他没理会我们关切的询问,而是大口吃起盘子中的猪肺。半个小时后,我们吃不下了,胡里奥按照计划溜出去“上厕所”,然后暗地里跑到收款台,小声索要账单。“埋单?”收银的女士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跟你一起吃饭的那个老人家在半个小时前已经付过了。”​​

老谋深算的吴先生再次把我们打败了,除了品味留在这个国家的败绩,我们无能为力了。

​​​ 二​​

不知不觉又过了几个月,对于未来,我们还没有什么明确的规划。我来到中国五周年的日子即将到来,牛津大学给了我一个从2007年秋季开始、为期六个月的进修机会。我决定接受。胡里奥在中国生活了近六年之后,开始有了离开的冲动。尽管仍在中国,但我们和这里在心灵上已经拉开了距离,我们想要尝试新的冒险。​​

自从2002年8月来到北京,身边已经物是人非。我的许多朋友——那些记者和外交官结束了为期三年或者四年的任期后,已经离去。我在中国传媒大学的那些学生也已都毕业,有几个正在国外学习。​​

奥运会即将举办,我刚到北京时四处可见的“拆”字几乎踪迹全无,因为那些房子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拆了。前门旁化为灰烬的胡同中,一座漂亮的购物中心初具规模。​​

自从我来到这座城市,出租车已经涨过两次价。清除中式英语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在我家附近的一家餐馆,他们已经把我特喜欢吃的一种鱼的翻译从“大便”(crap)改成了虽不是那么具有娱乐效果,却更为精确的“鲤鱼”(carp)。而最受外国人青睐的城市地标——东大肛肠医院巨大的霓虹灯招牌上醒目的英文“Dongda Hospital for Anus and Intestine Disease”现已改成了文雅的“Dongda Hospital of Proctology” 。​​

在一个国家呆五年不算长也不算短,而且我没有虚度这段时光——四处旅行,不停提问。但当我在中国的生活即将拉上帷幕,越来越多的人却会向我问一些问题。​​

当我离开中国去欧美旅行的时候,人们会问:“中国将何去何从?”中国将经历剧变,还是将成为未来数十年一支令人敬畏的政治势力?不进行基本制度的变革,中国是否会陷入动荡?中国的经济增长能否持续?​​

在印度,大家关注的问题则有所不同。无论报纸编辑还是家里的仆人,他们最常问到的是一个貌似简单的问题:印度能从中国那里学到什么?或者说,印度应该做哪些中国一直在做的事情?中国把美国视为评估自己的国力和成就时的终极标杆;但在印度,中国已经成为了其评价自身进步时常用的参照系。​​

回到中国,我时常被问及的问题又不大相同,并且是最直接,或许也是最难回答的问题。北京的出租车司机总是毫无例外地问我:“哪个更好?中国还是印度?”我在北京广播学院的学生经常问我:“你是更喜欢中国还是印度?”胡同里的街坊们只要逮住机会就会问:“你喜欢住在北京吗?还是更喜欢住在德里?”​​

最后一个问题以各种形式出现,对于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很久,每次碰到它,我的答案都不尽相同。与娄亚 (音译)和我家附近公厕的保洁员聊过之后,我想到了印度那些可怜的女佣;我对于中国最底层的人仍享有相对的尊严感到惊讶。​​

在我住的那条胡同里,垃圾工每天来收垃圾的时候都戴着手套。这样一个简单物件——起到保护作用的覆盖物、细菌和皮肤之间的阻碍物——至少让他们得到了一点点自尊。他们的子女基本都在学校接受教育。他们自己或许没有念过什么书,但一般说来,他们的读写能力足以避免最恶劣的盘剥。​​

这些都算不上是多大的益处,而且在中国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享有这种不算大的进步。但如果我是印度那数百万保洁员、清扫工、门卫或者掏粪工中的一员,我恐怕更愿意通过命运的轮回投胎成为中国人。​​

但在其他的日子里,我又会有不同的感受。当我为了报道写作中所涉及的某个问题,而花费数小时的时间在这个国家的智库、大学以及研究机构中寻找中文出处的时候,就属于这样的日子。这永远是一项让人垂头丧气的艰苦工作。​​

中国是一个实用主义的社会,那些年里,我遇到的所有人都拥有异乎寻常的狡黠、市侩和聪明。正如浙江的企业家所证明的,普通中国人在钻空子、找退路、行贿赂、避开僵硬的规章制度方面,堪称大师。如果需要,他们可以把隐形眼镜卖给盲人妇女,把鸡爪子卖给素食主义者。​​

一方面这个国家可能拥有大量成功的推销员以及有闯劲的企业家,但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仍然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反理性倾向。这并非本性,它更多的是反对批评、鼓励集体思维的政治和教育制度的产物,我个人认为这是中国最令人反感的一个方面。而缺乏对思想的热爱,缺乏争辩本身所带来的快乐,缺乏虽刺耳却不无理性的异议,这些都是最令我想家的原因。​​ 在中国,那些不认同主流的、官方的观点的人,往往被打上了异议者的烙印,并因此受到怀疑、驱逐和威胁。​​

所以,一个在记者面前说错话的教授可能会突然遭到降级处分,一个太过热衷于腐败调查的编辑有可能会遭到解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个只是想尽其所能帮助委托人的律师,如果接了不该接的案子,有可能会把自己送进监狱。​​

在大学里,比如中国传媒大学,“答案只有正确和错误之分”已经烙在学生的脑子里。尽管实践中你也会察觉到或者会利用那种模棱两可、不置可否的答案,但在纯粹的理性层面却并没有给它们留下多大的空间。​​

身为一个好辩的印度人(那是一个视异见为常态的国家),中国人这种被强加的、整齐划一的思想和态度,是违背我本性的。因此,尽管印度存在着种种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在某些时候我会坚称自己宁愿做一个印度人,也不愿意忍受中国精神生活的压抑、单调。​​

然而,当我回到德里呆上几天,立刻又开始渴望回到北京,在那里,女人可以驾驶公共汽车,而且不会有一群性饥渴的年轻男人不停地盯着看、小声嘀咕,但在印度首都的马路上,这种场面几乎随时可以碰到。​​

但在同一天,稍后我打开电视,看见印度国会正在举行一次会议,尽管内容未必是最吸引人的,但在一双习惯了中国的眼睛看来,却比平日好看。​​

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里所取得的经济成就或许是史无前例的,但印度在政治上的成就同样如此。印度的民主政治在后殖民国家中之所以近乎独一无二,不仅仅是因为这种制度的存在,在一个因一种理念而非地理、语言或者民族结合在一起的国家里,这种制度得来不易。这种理念甚至赞美多重身份的可能性。在印度,你不仅可以,而且欢迎同时拥有多种或者一种身份。​​

因此,我是一个德里人,也是一个说英语的人,一半婆罗门人血统一半泰米尔人血统,受的是印度教的熏陶,一个后天选择的无神论者,一个天生的穆斯林。但把这些多样性串在一起的,是最强有力又最难以归类的一个身份:我是一个印度人。​​

所以说,印度政治成就的了不起之处就在于:它发展出调节机制,可以处理大范围的多样性以及频繁、活跃的争执必然导致的结果。构成这种机制之基础的指导性共识,或许也是唯一的共识,就是在一个民主社会,你并不需要一定得赞成——除了表达不赞成态度的程序以外。​​ 对于“如果我能选择的话,我是愿意生来就当印度人还是中国人”这个问题,所有这些事实仍然无法帮我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

与中国学生所受到的教育——使他们相信答案只有正确和错误两种——不同,我总是被鼓励去做完全相反的事情。当年我在德里念哲学的时候,穿着印度土布做的无领长袖衬衫、为人真诚的桑卡兰教授总在课堂上大声强调:“永远不要盲从。”​​

如果我必须给出一个简略的回答,那我会这么说:如果能出生在哪怕是一个中等富裕的家庭,我大概都会选择印度而不是中国。​​

在印度,尽管政府所提供的服务一直不佳,但只要你有钱,就能生活得很滋润。因此,大多数德里家庭,只要负担得起,都会购买家用发电机以及在花园里配备自用管井,以备停电、停水之需。警察工作不力,所以许多家庭都请了私人保安。通过必要的私人渠道弥补了公共产品的匮乏之后,在印度你就可以随意享受讨论“印度理想”的本质所带来的思想上的快乐,或者享受赢得一场精彩的辩论所带来的肾上腺素上升所带来的兴奋感。​​

印度存在着真正的乐趣和自由,更重要的是,享有这些乐趣和自由的并不仅仅是精英。论辩传统构成了印度世俗和民主政体的基础,涵盖社会所有阶层。​​

但在另一方面,如果出身贫寒,我就愿意在中国碰碰运气,那里虽然没有民主选举,但与印度相比我更有可能吃饱穿暖有房子住。最关键的是,中国给我向上跨越社会经济阶层的机会相对要大。换句话说,如果出身贫困,我悲惨死去的可能性在印度比在中国要大得多。​​​

三​​

我并不是在否认民主选举对于印度穷人的重要性,毫无疑问,这使他们获得了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交涉的能力。比如为了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而迫使大量民众搬迁的做法,在任何一个印度政府那里都是一件不易完成的任务。​​

其实在印度,投票权并非必然或者常常产生更好的政府,这也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害怕失去票仓,地方政客对迁徙人口非法侵占城市土地视而不见。由此出现的贫民窟甚至缺乏最基本的基础设施,例如下水道或供水系统。​​

在印度,公民以可预料的周期撵走政府。在这个国家,占据多数的大量贫困民众通常能让五分之四的现任官员下课,在印度任何一次的选举中,所谓的不信任票因素恐怕都是起到决定作用的。这种状态往往被视作印度民主制度健全的一个著名标志,其实它所反映出的是政府的为政记录。但这份记录太糟糕,哪怕有些地区人民的收入提高了、贫困减少了,民众还是认为这与政府无关。​​所以从根本上看,虽然印度有穷人的政治代表而中国的穷人缺乏政治参与,但中国在基本公共设施的提供方面,像是公路、电力、排水和供水系统,以及真正有老师的学校,是赢过了印度。​​

印度 or  中国?

这种异于直觉的状况与这样一个现实有关:在中国,政府通过经济的增长来获得合法性;但在印度,一个政党统治的合法不过是因为它是民选的。因此,实现许诺不如赢得选举来得重要。民主制度的合法性,在许多方面都使得印度历届政府无需一定要履行其许诺。但中国领导者不可能负担得起这种奢侈。因此,中国政府对于所面临的政治经济问题会比正常反应更为敏感,这就引出了另一个我经常被问到的问题:中国在新世纪的前途在哪里?​​

这个问题不是只有我想找到答案,全世界有一堆分析家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依据一位作家最近的描述,对中国未来的看法分为“平稳假定”——这种观点认为西方的自由形式是不可避免的,是中国经济改革的自然结果——以及“巨变假定”——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现有政体的悖论将不可避免的导致崩溃。​​

不可否认的是,目前的中国充满各种矛盾。社会和经济自由与政治掌控之间存在着摩擦,城市中产阶层充满矛盾的需求和抱负,与农民和民工的存在着碰撞。从建筑到宗教,古老的传统、强加的现代性以及复兴的传统之间令人不安的共存现象四处易见。从瑜伽老师到酒店门童,对于一群群来此淘金的外国人来说,中国正在迅速成为机遇之地;但同时,中国又有数亿的贫困人口随时准备冒着生命危险寻找机会离开故乡。新中国充满了对立,混乱和控制、变革和延续、财富和贫穷、善良与邪恶以一种有可能引发爆炸的混合方式在此共存。​​

不拘泥于意识形态的条条框框,中国政府(大多数中国人都是如此)依经验行事,调和各种矛盾的技巧之娴熟,令人吃惊。他们或许一直在走钢丝,但中国人的杂技技巧可是声名在外的。因此在我看来,崩溃或者民主化都并非不可避免,未来数年内,中国很有可能继续成功地延续其目前的经济增长和改革策略,同时伴以小幅度的政治变革。​​

其实我生活在中国的那段时间里,时常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并非中国政府的行动迟缓或者僵化,而是它对实用主义的信奉,以及愿意尝试新想法的愿望。与印度的那些共产主义政党对于任何实质上的创新之举(从经济特区到外交政策的新方向等)所表现出的陈腐态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对抗相比,中国的做法尤其令人引人注目。​​

从农村的合作医疗计划到提议废除户籍制度,中国政府喜欢通过实验来充分检验各种改革措施。当然,究竟是否“行之有效”,最关键的是这些政策将巩固或者至少也是在维持现状。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北京运用了一系列方法。​​

他们发现,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实现经济的增长。​​

城市的中产阶级从这种增长中直接受益最多,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民主化经验中,最主要的一支力量恰好也是这些人。通过把这个群体的繁荣与共产党继续掌握政策的制定权捆绑在一起,中共已经有效地从政治上解决了有可能成为其最大敌人的一群人。​​

与此类似,其他一些不安定因素,比如收入差异、腐败和环境问题,也引起了重视。事实证明北京对于各种挑战所作出的回应,就像是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中共忙着扑灭的大火许多都是它自己导致的,是基本管理结构的缺陷所造成的。但你也可以说,哪怕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领导层的确在尝试进行医治,不过要注意的是,他们找的是中医而不是西医。​​

我在中国传媒大学教书的时候,一个名叫弗洛拉的学生要请几天假。她说,妈妈病得很严重。我早就听说她妈妈住在加拿大,所以问她是不是要飞过去看妈妈。“哦,不是,”弗洛拉回答说。“在加拿大治不好,她准备飞回北京看中医。”​​

回到政治改革的问题,中国的领导层不仅认为这种改革是可行的,而且已在进行中。不过这场改革的节奏和条件依据的是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而非依葫芦画瓢模仿西方的自由多党模式。简而言之,北京认为中国人的病还是得用中医治。​​

西方仍怀疑这些改革的效率,指出这种模式所存在的种种矛盾之处,但中国曾经一再地令西方大跌眼镜。中共进行政治改革的基础是法制建设。它不是搞多党民主制,而是在一党制的国家内部建立一个制衡机制,这么做主要是为了确保国家依法行政,而非依据专横的、官僚的指令。​​

所以,人民获得的不是投票权,而是一系列策略性的合法“权益”。这些权益包括就某些问题起诉政府机关的权力,私有财产的保护,以及宗教自由等等。尽管法律仍然被视为一个控制工具,但它同时也被视为对政府权力的监督,并且个人权力的保障也得到了加强。

​​随之而来的是法律意识得到了显著的增强。中国人所说的维权运动势头渐猛,尤其是2003年孙志刚死亡事件之后。几年来,维权运动取得了几次成功,迫使政府撤销了一些不得人心的举措,唤起了公众的关注。那些维权人士的工作重心不在政权的更替上。他们的目标不是推翻政权,而是督促其实现自己的承诺。他们打抱不平,反对地方官员滥用职权,这使得中央政府往往站在他们一边。引发维权运动的常见原因包括地方上非法侵占土地所引发的冲突、城市发展以及环境污染等。​​

互联网和手机这些新技术对于维权运动的影响力大小发挥了核心作用。类似的例子有很多。比如2003年宝马撞人案,和2007年厦门PX化工厂事件。从曝光官员在煤矿事故中的过失到救下差点被送上餐桌的猫,互联网提供了公民社会兴起的聚焦点——尽管政府想尽各种办法对此进行控制。​​

不过,不同于过去一味的打压,政府在策略和目标方面,已经能够更好地处理新技术进入政府和公民互动关系后所带来的复杂性。在政府看来,互联网既是威胁又是机遇。一方面,网络可以避开进而打破权力对信息的垄断;另一方面,公众在互联网上表达舆论也是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反馈机制,一个测试国民的看法和情绪的手段。​​

中共进行政改的双轨方式就是把更大规模的参与和持续性的压制混合在一起,这是一个高风险、存在潜在危险的策略。它不仅无法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而且有可能引火上身。如果激起了公众对于改革的期望,但中共又无法或者不能满足这些期待,爆发严重的摩擦是相当有可能的事情。由于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大修尚未提上议事日程,所以社会赖以构建的体系难以稳定。因此,中共被迫进入一个半永久性的危机-反应模式。​​

不过,北京的成功之处在于它始终把压力保持在文火炖而非翻滚沸腾的状态。尽管透过水晶球占卜是一件冒险的事情,但我还是愿意肯定地表示:在一段时间里,中共很有可能继续保持这种文火状态,避免爆炸的发生。​​

在我抛出对中国未来的预测时,你可能会问我许多人已经问过的问题:中国大陆近些年的历史以及可以预见的未来,对于印度有什么借鉴意义?​​

过去几年中,印度可以从中国“学到什么经验”以及中国能从印度学到什么,成了国际会议上的时髦话题。那些兴奋的记者、德高望重的管理大师、跃跃欲试的商人以及圆滑的政客,一谈起中国都是金句不断,但说的都是些显而易见的事情,没什么意义。​​

其中的一条“深刻见解”是,印度擅长做软件,中国擅长搞硬件。另一条是,印度应该仿效中国对基础设施的投资,而中国应该借鉴印度的金融和司法制度。总之,结论看来就是印度应该修路,中国应该建立民主制度。​​

这些观点具有一种精致的对称性,它们发现中国和印度其实像镜子一般映照出彼此的成与败。但两国的评论家中哪怕是洞察力欠佳的人,也能轻易看出,如果中国有了印度的政体,或许就没有这么多马路。​​

事实上,民主在印度经常被用作替糟糕政府进行辩护的借口,正如中国把印度的民主制度作为必须坚持一党专政才能获得(相对)高效的借口一样。在中国,印度总是作为民主缺陷的样本;同时在印度,那些羡慕中国经济成就的人也会哀叹,如果以民主为代价,印度也能取得中国的成就。​​

但这正是让我觉得争论出了偏差的原因。民主强调建立共识,或许它在印度延缓了决策过程,但同时,它所维护的制度基础应该使得一个国家的治理更为容易,而不是更困难。​​

印度的政党能够从北京的技术官僚身上学到的,就是不要只盯着选举结果,而要把经济增长和提供公共设施作为最终目标,至少作为第二个目标。指望印度的政客们能够大公无私、以国家利益为重,这种想法太天真,但这恰是从中共那里所能提炼出的最珍贵的经验。​​

应该是印度向世界证明公路和民主可以并存的时候了——哪怕是在发展中国家。进入新世纪后,印度的经济发展已经证明了评论家认为在低收入国家实现民主会不可避免地阻碍经济发展的说法是错误的。但遗憾的是,印度的这种新增长相当程度上并非因为政府。引发全球关注印度经济的,是那些私营部门。类似IT这样的行业把印度放在了国际版图上,这些行业一开始并未受到政府的重视以及扶持。​​

如果印度政府能够提升在完善基础公共设施方面的表现,比如教育、公共卫生、饮用水以及电力等方面,他们就不仅能创造出一个真正促进经济腾飞的平台,而且这种发展将是可持续性的、有着坚实基础的。​​

中国相对于印度的主要优势在于,其经济改革的社会基础在文化水平、平均寿命、妇女权利以及对待劳动的态度方面,都优于印度。30年后,尽管中国在后改革时代社会成就的取得有所放缓,而印度也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在这些方面印度与中国相比仍然有着很大差距。印度要“赶上”中国,仅仅修建基础设施和增加出口是不够的。只要有半数的印度女性不能写出自己的名字,吹嘘印度即将“赶上”中国(正如印度一些人惯于这么做的)不过是在说胡话而已。​​​

四​​

当我坐在四合院里写下这些话时,心中浮现出一种奇怪的感觉,时间好像在同时加速和放慢。我看看外面,“豆腐”正在悄悄地靠近停在竹丛上的一只蜻蜓。与竹丛成对角线的位置有一棵石榴树,树上光秃秃的没有一粒果实。年初的时候树上长虫,所有的石榴都没有了,但它活了下来,希望来年成熟的果实能再次挂满枝头。​​

我听见李阿姨正在厨房大声地打着电话,不知道在教谁做三角包。我感到惊讶,一位来自安徽农村的妇女,在北京掌握了印度料理的秘密。“多放辣椒,”她大声喊到。“喂?听得见吗?好了!多放辣椒,印度人喜欢吃辣的,”她继续说道。​​

她的做菜指示被同样大声的“晚报,晚报”声所打断,一个卖报纸的小贩骑着车从门外经过,加入到胡同生活的大合唱中。我感到一阵忧伤,因为这一刻不会永远持续下去,但我又感到高兴,因为我经历过那一刻。​​

我再一次把目光落在明亮的电脑屏幕上,突然意识到引发我写下这一大堆文字的那三个问题,其实也可以用在无需宏大叙事的事情上——也就是那些貌似平淡,但对我个人来说却有着重要意义的事情。​​

中国和印度可以从彼此身上学到很多,而且世界也能从这两个国家身上学到很多。但我从过去五年所发生的点点滴滴中又学到了什么呢?​​

脑海中涌入了许多琐碎的事情。但我所学到的,往往很难用语言进行归纳。确切地说它们融入在那些姿势、表情或者味道中:吴女士微笑时眼里流露出的一丝悲伤;老太太把裹过的小脚从身上放下来时的样子;麦当劳番茄酱甜丝丝的味道混杂着臭豆腐的味道……​​

总之,在中国这几年的经历教会了我对立的东西也可以共存。这话与政治无关,也不是说矛盾必须得解决,我更多是在说吴先生。我们曾经拿这位房东一点办法都没有——从一大早跑来打扫院子的卫生,到不久前用青蛙内脏或者只有上帝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一些玩意儿“毒害”我们。​​

然而,吴先生是个好人。他热情地修好了堵住的厕所,更换了烧坏的灯泡,修好了厨房漏水的地方。他甚至勉强认同我挑选的芒果黄涂在院子里“也不是那么难看”,最后他还慢慢同意了早上九点之前不会不请自到。​​

简而言之,当我想到要离开北京时,脑海中出现的是这样一幅画面——一位六十岁的退休铁路官员,骑着一辆嘎嘎吱吱的自行车——这幅画面总能让我哽咽。​​

我还学到哪怕是来到最陌生的地方,你也会爱上它。回头看刚来北京的那几个月,当时一想到别人要用像狗吠般的语言跟我说话,就害怕。想到我曾经那样看中国人,让我觉得自己有些过分。他们的食物和深不可测的表情曾经让我害怕。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看来变得温和?是在邻居闲聊时的普通话听起来不仅不再刺耳,而且成为了我后来所珍惜的一种令生活宽心的背景声时吗?​​

后来我知道了,不去了解就盲目厌恶的做法是极其荒谬的。哪怕是一些表面上看来陌生、让人害怕的东西,亲近感的获得也会比你想得容易。转个弯你就能找到它。​​

最后一点,我重新学到了大学时代哲学教授们说过的话:匆忙得出的结论以及人云亦云的东西都是不可信的;真相总是难以触及,而且真相很少只有一个。​​

这些年里,许多时候我会不由自主地对我所经历的事情进行妖魔化或者颂扬美化。但随后,我又会突然不敢确定之前所得结论的道德基础。我意识到恰如桑卡兰教授说过的:我很擅长“质疑”,却不擅长得出肯定性的结论。或许这是一件好事,不过从另一方面说,它或许不是。​​

撰文:帕拉维·艾亚尔(Pallavi Aiyar)

(本文受权转载自《单向街005》,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转载请注明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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